电视剧《亮剑》里的李云龙，性格粗犷、直来直去，说话带着股山野豪气。许多人因此误以为红军也和剧中那样，是些“有勇无谋”的粗人。但如果我们翻开真实的历史，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。
九十年前的红军，不仅不是“大老粗”，反而是那个时代中国最有文化、最有思想的一支军队。那么，这支被战火锤炼出来的军队，究竟为何能在文盲遍地的年代，成为“知识最密集”的军队呢？
1927年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之后，中国工农红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那时的中国，识字人口不足全国的10%，绝大多数农村连一本完整的书都见不到。但红军从一诞生起，就与旧式军队不同。
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、刘伯承、彭德怀等人都受过系统的教育，他们深知，一个不懂文化、不懂思想的军队，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。
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：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笔杆子也不能丢。”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他要求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要学字、学文化、学政治。
展开剩余82%部队行军途中，往往在山脚、在农舍、在篝火旁，战士们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字，用火光照着学习《识字课本》。这种场景，在红军各部都极为常见。
有人回忆说：“白天打仗，晚上识字；子弹在头顶呼啸，战士还要翻本课本。”这并非夸张，而是红军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要说红军中最有文化、最重视学习的人，刘伯承无疑是代表人物。
刘伯承早年考入重庆讲武堂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秀才将军”。他曾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，系统掌握现代军事理论。回国后，他参与组建红军军校，被誉为“军中儒将”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，与邓小平并肩作战，在太行山上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。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，刘伯承提出“敌进我进，敌退我扰”的游击战略。他亲自筹划夜袭阳明堡、伏击七亘村、鏖战响堂铺等一系列战斗。
夜袭阳明堡一役，红军击毁日军飞机24架，震动了整个华北战场。刘伯承在战前训话：“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，无角绵羊受欺压，有蛰的黄蜂不可侮。”这番话后来被战士们当作座右铭，传遍整个129师。
他不迷信蛮力，而注重谋略与纪律。每次作战，他都要求参谋绘制地形图，反复推演路线。有人说，刘伯承的作战图上，哪怕是一条山沟、一处水渠，都要标得清清楚楚。他的细致与严谨，让红军真正具备了现代化的军事思维。
1936年，中国工农红军的识字率已达70%以上。而当时全国文盲率却高达90%。这种反差，足以让任何一个研究者震惊。
红军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？原因在于他们把“教育”当成与“吃饭”“打仗”一样重要的事。红军到一个村庄，不仅打土豪分田地，还要办夜校、识字班。每个连队都有“文化教员”，有的战士识字多一点，就会主动教别人写字、读报。
红军内部还创办了各种刊物，如《红星报》《红色青年》《士兵之声》等，既传达政策，又传播知识。战士们甚至能自己编快板、唱民歌，把革命道理编成歌词传播。
那时的红军宿营地，常能听见这样的歌声：“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工农兵要识字；没文化，真吃亏，敌人骗你你不知。”
这种学习氛围，放眼当时的中国，几乎无与伦比。
在旧军阀的军队中，欺压百姓几乎是家常便饭。但红军从成立之初，就与这种作风划清界限。毛泽东在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中明确要求：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”这是中国近代军队史上第一次将“纪律”提升到道德高度。
红军进入苏区后，战士买东西必须付钱，还要打收据。打土豪所得财物全部上交，由政府统一分配。毛泽东亲自强调：“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。”也正因如此，红军走到哪里，百姓就支持到哪里。
红军与百姓的关系，不再是“兵民对立”，而是“兵民一家”。
一位老农曾回忆：“国民党兵来了，鸡鸭都得藏起来；红军来了，碗里多舀两勺饭。”
这句朴实的话，道出了民心所向。
战争的残酷让无数士兵心力交瘁，但红军却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。他们重视娱乐、体育与文化活动，哪怕在行军途中，也会举行歌咏比赛、讲故事会。红军大学、抗大剧团、战地文工队等文化组织应运而生。
在延安，抗大礼堂里经常传出《黄河大合唱》《保卫黄河》的嘹亮歌声。红军的篮球、羽毛球、门球比赛，也成为士兵们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毛泽东曾笑着说：“我们的红军，不光会打仗，还会唱歌跳舞。”这种积极向上的氛围，使红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凝聚力的军队。他们不只是战斗的队伍，更是思想的火种、文化的传播者。
红军的文化建设，并不仅仅是为了识字和读报，而是要让士兵理解“为什么而战”。红军讲政治课、讲革命道理，让战士明白自己打的是一场“穷人翻身”的战争。这种信念让他们在极端艰苦的长征途中依然保持队形不乱。
1934年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，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。饥饿、严寒、疾病几乎吞噬了一切，但红军战士仍坚持学习。
每晚宿营，他们围着火堆唱歌、学习、抄写文件。有人在草鞋底夹着字典，有人在被单上抄下毛泽东的诗词。
正是这种精神力量，使红军最终走出雪山草地，汇聚到陕北，迎来了新的曙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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